跟德国人学来了“军训”

提起军训，国人通常能联想到场景大概分为两种：即使是强迫症也赏心悦目的分列式，以及洗脑循环的正步踢踏交响曲。而每年为新生祈愿更毒辣的阳光和更面瘫的教官，已经成为信奉“有难同当”的学姐学长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一。

分列式和踢正步，看起来很能扬我军威，但重复着千百遍的简谐运动，除了汇报演出给领导看，到底有啥用啊？

这种整齐划一的队列，其实是普鲁士人的大作。想当年，欧洲军队刚装备火枪的时候，用黑火药发射出的弹丸射程近且精度差，为了达到满意的杀伤效果，军队必须齐刷刷地一排一排站，集体互相开火，形象地说，就是排队互相枪毙。

为了提高威慑力，普鲁士军队还在阅兵中吸取了一种民间的流行舞蹈，它的特征是高抬腿与地面平行。这种行军方式不但能提神醒脑，梳理队列，还能制造出震撼大地的威慑音效。

按英国历史学家诺尔曼?戴维斯的说法：“对于普鲁士的敌人来说，正步走象征着普鲁士士兵们不仅仅是身穿军服的农村小伙子，而是武艺超强的超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正步走象征着普鲁士不仅仅是个强国，而且是个高傲的强国。”

而对士兵而言，正步和队列，严格服从命令，就意味着消灭自我，成为队列和方阵的一部分，对排队枪毙战术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铁的纪律和忘我，才能面对敌人的枪口、不断倒下的伙伴，还能淡定地继续装弹、射击，再装弹、射击。

普鲁士击败法国完成德国统一后，德国军事教官风靡世界，并将这种齐刷刷的正步队列扩散到亚洲美洲诸多国家。严格的分列式能够强化集体意识，这一点十分具有吸引力，沙俄第一个主动引进，并在苏联时期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传播。

清政府在1910年颁布了《新定步兵操法》，这是我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队列条令，师从的依然是德国。1918年11月28日，为庆祝一战胜利的荣誉，北洋政府在紫禁城举办了第一次西式队列式大阅兵。

按照西式操典进行军训，被认为是中国自强、抵御外侮的关键，而学生参与军训，也指望他们能强身健体，培养尚武精神，以作为后备军官。所以，不仅当时的军事院校对学生进行军训，北洋大学堂这样培养法律、翻译和土木工程的学校，学生也进行军事化训练。

中华民国把学生军训推向全国

190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就发表《新国民教育》，提出应训练学生行军、射靶、击剑、野外演习等能力。清朝灭亡前10个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虽然终于通过了将军训贯彻于普通学校的《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但收效甚微。革命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了，再训练一批尚武精神的学生，在清政府看来是作死行为。

到了民国，在外侮与各地军阀的压力下，尚武精神成为了教育界主流。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在国民教育中，军国民教育应占50%。民初许多学校组织了“童子军”或少年义勇团，学校军训迅速展开。

在外忧加剧的时代，尚武的教育思想很自然地被政府重视。1933年,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凡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不合格者，不得投考大学，将军训作为完成学业和升学的必要条件。

军训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据调查显示，自1929年正式实施军训到1944年，计专科以上学校受训学生总数为136901人，在中等学校，这个数字为640591人。抗战后期，以东北大学师生志愿从军为发端，更是涌现10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但是，在那个大部分士兵都无法受到合格军事训练的年代，学生军训的成果，也可以说微乎其微。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在国歌里高唱，军事训练自然必不可少。在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中，就规定了高级中学及以上学校学生在征集前应当接受军训。到了1984年版的《兵役法》，正式规定“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就学期间，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

从1985年到1988年，对全国院校进行了一系列军训试点，到了1996年，试点数字达到157所。

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天，我国已有大约500所高等院校和近3000所中等学校开展学生军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