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三十五年快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从过去依赖出口和低端制造业渐渐转向以市场为主导，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

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包括环境治理、反腐败、培育创新产业等新现象，其中反腐败被认为是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表示中国这一轮的反腐行动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中国政府在打击腐败上的决心非常坚定。

新一届党中央履新以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狠抓作风建设，用“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决心反腐败，两年来，已先后打掉100只“老虎”。

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反腐败，并坚守阵地、巩固成果、深化拓展，打赢这场反腐攻坚战、持久战。

日前，中纪委称2月份公款吃喝较1月上升了29.89%。这一方面虽然与2月份刚好过春节不无关系，但是也说明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仍禁而不绝。从数据看，2月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虽比1月有所下降，但仍然有551起。在所有9类问题中列第一位。查处量居高不下，一方面反映了监管渠道畅通，查处力度大；另一方面，从查处的案件情况来看“一把手”违规使用、公事途中私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居高不下。1月、2月共查处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508起。虽然这是新增的统计项目，却高居第2位，说明这一问题当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1、2月恰逢元旦春节，一些财政资金有结余的单位以发放福利的方式“突击花钱”，问题集中凸显。

此前，有关军中巨贪谷俊山涉贪200亿、前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涉贪24亿的内部资料外泄。而前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据称贪腐共达74亿，习近平在谈到武长顺案时异常愤慨地说：（天津）有个武爷，天津的停车场都成他们家的了，无法无天……十八大后还这么疯狂，前所未闻。

就目前的反腐败形势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深化推进反腐，并将其纳入制度化轨道，各级纪委、监察系统的改革已提上日程，反腐败国家立法也呼之欲出，财产公开制度进行了有限度的尝试，但无论如何反腐败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化水平不同程度有所提高。

可能真正的困难正在到来，正如习近平所称反腐败正陷入胶着状态。

但在今年两会期间，两种声音也对比鲜明：有人说北京60家五星级酒店经营状态不佳，与近两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加大反腐败力度等举措关系较大。而江西去年狠抓反腐倡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地区经济发展却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而“全线飘红”。

显然，把60家高端酒店业绩下滑归咎于反腐败，是徒费心力的，“反腐影响经济论”显然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曾有经济学家将腐败称作经济的“润滑剂”，称腐败能增进效率，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利用腐败来重新配置资源显然成本高昂，犹如饮鸩止渴，而真正的有识之士，会想到了从腐败产生的权力高效中寻找改革契机，让制度效率更阳光、透明，这也正是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反腐败的原因。

反腐败已经从各个层面展开，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房地产的，中石油的，电力的，华润的，能源的，哪里有老虎，就在哪里里打。不可否认，如果高调强力度的反腐败，确实给腐败分子以强烈威慑。

在反腐败运动中失势、获刑或者存在潜在危机的一方，是否会抱团，对中国现当政者作出反击，从郭文贵揭秘中已看出端倪，未来是否会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谁都无法预料。这也是对最高层政治驾驭能力的一大考验。

在具体的办案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维护法治公平，统一量刑标准，确保所有涉贪官员在一个反腐尺度下接受法律制裁。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中情节特别严重者，都设置了死刑，而这两项罪加上滥用职权罪，是所有贪官几乎普适的罪项。

相比较现行刑法对贪贿罪死刑最低起点的描述，10万与目前几乎所有高级官员的贪贿数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月19日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一篇报道说，彭曙和胡浩龙在担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理管局下辖的国有企业单位董事长和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超过4000万元，并开创了单笔受贿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腐败记录。这两人在今年2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两人目前在进行上诉。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0日援引中国媒体的分析说，这篇报道连同今年全国两会（政协、人大年会）期间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的讲话，发出同一个信号——官方要对贪官首开杀戒，以祭反腐之旗。

如若该案按其预期进行，那么无疑也是为其他贪腐案件树立了一个标杆。但对于像周永康、令计划等原高居要职的老虎级别的官员，以及像谷俊山、武长顺、刘铁男等涉案规模巨大者，如何定案，值得观察。如果从目前媒体公开的指控罪行以及贪腐数字来说，可说是罪无可逭。

然而，对于某些案件来说,无疑如何善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不秉公执法，采取例外原则，势必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也将损伤主政者形象。

两难之下，何去何从，确实饱含悬念。

有一种理论，说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腐败有功。这种理论已经风行了三十年，成为一些官员的座右铭。普通人的理解就是花钱能办事，不花钱就不能办事。

花钱办事，用公权谋私利，已经成为官员做事的基本行为方式，那些考公务员的人也绝不是为人民服务而考，而是看中了公务员隐形的福利，腐败利益。而一旦福利和腐败利益没有了，也就失去了考公务员的积极性。

腐败与反腐败，用的都是同一机制，采取的都是同一手段，行的都是人治。反腐败就容易受制于腐败，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反腐败的官员进行蚕食，使反腐败的官员加入腐败的阵营。

人们时而看到，具有监督权的人大代表腐败、负有反贪之责的反贪局长腐败、高调唱响反腐主旋律的宣传部长腐败、高举反腐利剑的法院院长腐败，反腐败的人成了腐败者。

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反腐败的人也会腐败，一旦反腐败的人被别人抓住腐败的把柄，就会影响反腐败的公信力，动摇反腐败的正义性和根基，使反腐败中途夭折。

公民会把反腐败当成权力内部斗争，是争权夺利，还有人会认为两只老虎打架目的是决定谁能把猪吃掉。人们对于腐败充满着不满和恨意，因为腐败最严重地破坏了公平正义。

人们又对反腐充满着怀疑，认为反腐最后都会归于破产。这种既恨又怀疑的心态使得人们都采取看客心态，即反腐与我无关，但我可以以看热闹的方式看权力争斗。没有群众参与的反腐是失败的，权力争斗式反腐与群众参与式反腐也是失败的。

尽管现在强调反腐是治标，治标为治本做准备，为治标赢得时间，但已经时不待我，反腐处在十面埋伏之中。如何放弃特权，放弃既得利益，如何走向政治清明，这还真成了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