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有分析认为，中国版“新经济”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尽管一季度经济增速略有回落，但缓中有稳、缓中有新、缓中有进，中国经济总体平稳态势没有改变，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仍在合理区间。

盛来运在介绍2015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时表示，一季度增速回落仍在预料之中。

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之中，经济复苏比较缓慢。汇率变动频繁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外部需求明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出口。

另一方面，下行压力来自于国内。当前正处在“三期”（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动力的体量还比较小，虽然增速比较快，但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的消退带来的影响。

在盛来运看来，尽管增速有所回落，但是结构调整在稳步推进，转型升级步伐也在加快。

具体表现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在进一步提高，由2014年的48.2%提高到今年一季度的51.6%；此外，消费增长比较稳健，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同期缩小0.05至2.61；单位GDP的能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6%。

尽管中国经济在合理增长区间，但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其中，工业生产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有所回落。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名义增长13.5%，为史上最低点。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4.6%，连续第37个月负增长。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屈宏斌认为，三月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为经济危机以来最低。采矿、制造、电力全面下滑。一季度亦出现史上首次工业生产弱于GDP增速的情况。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665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5%。房屋新开工面积2372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0.9%，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9.2%，销售额同比下降9.3%。

央行降息和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双重利好，似乎并未反应到一季度的房地产市场上。一季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405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2.4%。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499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6%。

根据美国仲量联行机构提供的数据，一季度新开业零售物业项目出租率较低，比如王府井新开业的一家体量3.8万平方米的商场开业时出租率只有30%，中粮在顺义区的一家商场开业时的空置率也达到30%；北京整体工业物业空置率第一季度环比由2.6个百分点增长到了6.9%，比如平谷区一家物流园只有30%的签约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体经济形式向下的大背景下，北京今年还是有新的大型商场开业，新增近一百万平米的市场供应。

“混凝土机械设备一季度的需求下滑至少45%-50%。”中联重科某分公司的相关人员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好，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公司正在谋划转型升级。

“和经济形势一样，黄金行业目前也不行景气，对机械设备的需求肯定不高。”中国黄金集团下属某公司的一位高管也表示，自己公司今年降低了机械设备的采购预算。

著名经济学家、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认为，当前既是中国经济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坏在存量难持续，好在新经济已经开始蓬勃发展。

2014年7月，中国进入一轮股票大牛市，不到一年时间，上证综指由2000点上涨至4100点。本轮上涨显然不是基本面所致，市场主流解释是改革预期和货币政策宽松，并且多数认为股市上涨有利于中国经济。

从官方态度来看，亦能明显看出股市促进经济转型的倾向。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经济降速股市为何任性上涨》中写道，“此轮牛市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企业低成本融资，产生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在《改革推动股市上行》中写道，“此轮股市的上涨，是中国股民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积极认可，大家用手里的钱投了中国经济未来一票。”

根据西方经济学，股市上涨确实有利于经济。主要路径包括托宾Q效应、企业资产负债表效应、财富效应和居民流动性效应等。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研究主管兼首席分析师邓海清表示，股市上涨时，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和扩张产能，同时企业信用资质提高导致融资成本下降；居民资产总额增加刺激消费，同时股票属于流动性资产，变现能力优于固定资产，亦有利于消费。总体而言，股票上涨有利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利好实体经济。

但是，上述理论的前提条件是股票是“健康牛”而不是“疯牛”，在“疯牛”下的股票上涨反而会损害实体经济。

本轮牛市不是一次业绩增长的牛市，而是一次由政策主导的人造牛市，类似于1999年的519行情。

历史上看，股市在大涨之后，政府通常是三番四次的提示风险，甚至出台政策打压，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国两会上，主要金融部门的官员的表态，让人感受到的却是政府对股市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如，周小川行长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资金进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

股市从来没有被中国政府提高到如此的战略高度。国企改革、推行IPO注册制、降低企业杠杆率、提高居民财富收入、经济转型等等，这些战略任务的实施都需要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做基础。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需要牛市，经济转型需要牛市。

此前，经济学家汤云飞表示，真正的经济复苏还要看房地产，地方政府能否顺利去库存以化解基建的资金压力，对经济发展、股市上涨非常重要。如果顺利，未来一个健康的牛市就可以期待。

各项改革也为股市投资带来机会。如“一带一路”，通过为整个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促进外国对中国工业产出的需求，央视已发布“一带一路”版图，“一带一路”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有分析认为，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将进入快车道。除此之外，国企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领域的相关股票也都有不错表现，相关行业企业将面临巨大机遇。

不过，机遇之中存风险，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里，熊牛两方因素也始终在较量。

汤云飞认为，目前企业利润还未显出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将导致短期内股票位置、股票价格与企业利润恢复的势头相脱节。

“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非常突出，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遗留下了数十万亿‘呆滞’资产，其收入渐渐将无法覆盖成本和利息，并且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负债率越高，现在市场终端需求不足，根本无从消化、吸收这些过剩产能。

因此，这些资产到底是‘良’还是‘不良’，留由人们自己分析，自己买单。”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国庆分析，股市上涨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刺激结果，但缺乏合理的逻辑，短期会见效，长期则难言乐观。

尹中立则认为，股市波动有其自身规律，一旦上涨趋势形成，“上涨唯一的理由就是上涨本身”。股市上涨会带来上涨预期，刺激大量资金进入，大量资金进入又会刺激股市上涨。没有人会考虑现在的价格是高是低，没有人会判断价格是否合理，人们看重的是未来还会有更高的价格，而这就是股市。

邓海清认为，目前全社会对于股市抱有太高的期望，仿佛只有通过股市才能催生中国版本的“新经济”，但这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所谓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服务和新业态。

“新经济”一词由美国《商业周刊》在1996年提出，其标题为“新经济的胜利”，在文中用来形容1990-1996年美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可见“新经济”最早是指美国90年代前中期。

再看美国纳斯达克指数，1991年至1997年，年涨幅均为约20%-25%，这是一个较为正常的涨幅；而1999年涨幅52%，2000年涨幅40%，则明显存在泡沫。

一般认为，1995年至2000年是“互联网泡沫”时期，但是从纳斯达克指数可以清晰地看到，1998-2000年才是“互联网泡沫”的主要时间段。从时间顺序上不难发现，美国先有“新经济”，才有“互联网泡沫”，而不是“互联网泡沫”导致了“新经济”。

回到中国，2014年6月至今，不到一年时间，上证综指涨幅已经超过100%，科技股估值已经超过美国2000年最高点，而经济却仍然没有起色，距离经济转型成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现在这个估值水平上，如何借鉴美国90年代的经验；更何况，在美国是“新经济”催生了“互联网泡沫”，而不是相反。

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很相似，都具有投资属性，都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但是，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具有直接的贡献，而股票市场却没有。

投资房地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建新房，二是炒二手房。这与股票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致的。

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二级市场对GDP几乎都没有贡献，即无论在二级市场/二手市场买卖股票还是买卖房子，都不产生GDP。但是，房地产的一级市场是直接产生GDP的，而且还存在庞大的房地产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建材、下游的装修家电等，这些都能直接产生GDP。

而股票市场的一级市场却不直接产生GDP，只是实现了财富的转移，从投资者转入融资方而已，而融资方如何使用资金，是否产生GDP，并不一定。

在“概念”、“情绪”转化为技术和盈利之前，股市泡沫对实体经济的直接贡献是很小的。

在股市疯狂的时候，又有多少资本愿意从“真实赚钱的虚拟经济”转向“仍未落实的实体经济”，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陆岷峰也指出，在当下股票市场愈加繁荣的映衬下，实体经济资金更显匮乏。

“股票市场红火，虽然可以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但也只是通过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解决极小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规模极小，相对于众多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来说，可谓僧多粥少、杯水车薪。所以，货币脱实向虚，实体难以受益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流动性一般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创造，由银行系统通过信贷渠道进行放大或收缩。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流动性泛滥似乎会成为常态。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在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时指出，长期来看，经济仍面临增长动力转换的调整压力，通胀仍将在低位运行，不会成为掣肘货币宽松的障碍。

未来，“稳增长”（配合地产政策放松、支持信用扩张）、“调结构”（支持新兴产业融资）以及“防风险”（降低债务维系成本）均需要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

所以，近期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不会持续，预计在接连下调逆回购利率等“价格”型宽松的基础上，央行将很快推出降准或MLF、PSL等“数量”型宽松措施。

货币之风劲吹，资本过剩时代盛宴开启。近些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各类新型金融产品和工具不断涌现，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得以快速增长。

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信贷结构中投资到实体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2002年，银行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额中占比为92%，截至2014年末，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不足50%，明显呈不断下降趋势。

“由此也可以看出，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主要的融资渠道，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明显不足，由此导致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缺口不断扩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缓解。”陆岷峰称。

自2000年以来，银行体系中存贷差规模不断扩大，已从2000年的24433.3亿元扩大到2013年的324885.4亿元，近31.12%的存款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转化为消费和投资，而是滞留在银行体系之中，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

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传统的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改变货币增长速度的调控方式已越来越失去意义。

2014年，央行创新推出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包括MLF、PSL、SLF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并在2014年度两次向“三农”和小微贷款领域的金融机构定向降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从市场表征来看收效甚微，也就印证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仍不足。

对此，陆岷峰指出，央行应该由传统的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规模向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流向转变，通过“滴灌”，促使流动性有针对性地流向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增强货币政策在“价”上的有效性。

否则，单一地通过“漫灌式”货币宽松来增加市场流动性的举措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可能驱动制造业“空心化”，并且导致投机行为盛行，助推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可能。